“光与判决”展览开幕前夕，一篇来自英国主流保守派媒体的评论在业界炸开了锅：
“当艺术越过事实的边界，便成了情绪的编织。所谓‘司法共情’只是将主观情感强加于制度之上。”
这篇评论的对象，正是许临风为该项目创作的主展作品《第二道门》——一幅混合手绘与实录材料的绘卷，描绘了一位少年因过失伤人被判的故事。画面中，那位少年蹲坐在警局走廊，墙上悬着训导意味极强的天使格言：“Justice st be seen to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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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槿安接到学院新闻部紧急会议邀请时，已是晚上九点。她点开邮箱看到内部备忘上写着：“建议考虑更换主展作品或加设中立解说机制。”
展览合作方挪威驻伦敦文化代表团已表示不满，并威胁若作品被撤，将全面退出。
她知道，这一次，许临风的画，再不是一幅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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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她独自走进展厅，站在那幅画前。
她一眼就看出——绘卷中每个线条与文献间的错位，都不是偶然。许临风故意让故事的真相模糊在时间与叙述之间。
这不是“叙事艺术”，这是挑衅。
她的手机响了。是他。
“你在展厅？”
“在。”
“那你一定也看见了他们想撤的那幅。”
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
“你确定，这真的是你想留下的版本？”
他停顿了一下：
“如果你不在那个审讯室坐过一夜，你会不会也不确定这是不是个案？——可我画的不是定罚，是那个‘不确定’。”
她语气一沉：
“可你没给观众留‘不确定’的空间。你决定了方向，却不说明理由。”
电话那头的他沉默良久。
“你怕你站得太近，被误认为立场偏颇。”
“而你站得太远，却看不清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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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危机协调会议召开。学院提议妥协：若坚持保留作品，须附加“司法背景参考材料”与艺术创作说明。
许临风第一反应是拒绝：“这是在驯服作品。”
但沈槿安却出人意料地点头了。
她平静地说：
“这不是让步，而是对话的一部分。”
她亲自撰写了解释文稿，首句便写道：
“艺术与法律的张力，正是我们创作的起点，而非障碍。”
这段解释不仅未弱化作品，反而使争议成为展览的最大亮点——它成了“共识难达”的现场实例，也成了他与她第一次以不同立场，完成一次真正的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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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开幕后第三天，她走进展厅，站在那幅画前。
他也站在另一侧。两人没说话，只是静静对视。
她轻声开口：
“你知道我一度以为，你这幅画会让我们走向终点。”
他回望她：
“我也是。但后来我想——也许，我们不是对立面，只是站在不同光下，看同一面墙。”
她轻轻一笑：
“那你画墙，我就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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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媒体将那幅作品称为“多维共识的象征”。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个“象征”并不属于任何地域，也不属于艺术。
它只是——一次他们之间，真正走向理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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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未暖，边地依旧残雪覆地。
沈槿安站在粮仓外，眉头紧蹙。
她方才在官署文案中查阅边军三年粮饷记录，却发现仓实远不及账载。粮署里一纸命官亲笔所载，竟比月前朝中所批调拨银两差出十万石。
她原以为是边务失调，直到一位旧部悄然呈上一本账册。
“此乃前任巡仓使所藏私录，临终前托我交于钦差大人。”
翻开那册薄薄账本，所列之人中，竟有一位沈槿安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户部尚书，沈家昔年盟友，沈槿安幼时父亲的挚交。
而其下属，将这批粮饷一再“途中磨损”，落入民商与私贩之手。
她手指微紧，冷风自袖口掠过，仿佛透进心里。
回朝，是她等待五年的归期。
却没想到归途中迎来的第一步，是一纸揭天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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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傍晚，许临风带来一幅画，说是替她绘制回朝仪册所用。
画上是她立于边城关楼，身披墨色官袍，一手执笔，一手负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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