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平感到绝望了，两人找了一家饺子馆，一人点了一份白菜瘦肉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结账时，周亚平问：“老板，请问哪个商店可以买到白色的巧克力？”
那位北京大叔一口京腔：“啥？白巧克力？你们到王府井大街去看看，那儿应该啥玩艺都有。”
跑遍了整个王府井大街，始终也未找到需要的品种。周亚平有点绝望了。好在有家糖果店老板指出了一条明路：“西单有一家专门经销进口糖果的门店，据说那里有这种白巧克力。”
折腾了到晚上8点钟，周亚平终于如愿买到了女儿喜爱的白巧克力。
周亚平、何居靖回厂后，立即将北京之行的情况在党委会上作了汇报。
冯庭怡听了后，不以为然地说：“周厂长，你说韩处长体谅基层，这是把人想得太好了。依我看，那个劳资处长就是一个老滑头，既然此事管辖权在部里，你直接发批文不就得了。表面上说同情我们厂，支持我们厂，却把皮球又踢回了我们厂。”
“是呀，让我们去找政府劳资局，凭什么？人家几句话就可以把你顶回来：‘你们向部局的请示报告关我们什么事，需我们签字？’”有人附和。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大机关的干部们政策观念强，既然地方政府反对这件事，牵涉到国家劳动工资制度，他们只有谨慎行事。”欧阳昭民表达自己的意见。
龚书记说话了：“部人事局的官员确实不敢在地方政府反对的情况下发文，我觉得可以理解，他们是担心地方政府告到□□，把事情闹大，不值得。”
周亚平说：“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但平心而论，无论谁坐到这个位置上，不会这样做？我之所以说韩处长替我们考虑问题，是由于他知道让地方政府签字的难度，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把这个难度降到最低。大家想想，如果让地方政府签批：‘同意器材厂调整工人工资’和‘同意上报’，哪个更容易实现？”
肖进回答：“当然是‘同意上报’。看来韩处长还是动了脑筋，含含糊糊的一句‘同意上报’，其实谁签了都追究不了责任。我们只是同意你上报，至于你们上级批不批，怎么批，不关我事，即使批错了，也与我无关。”
“对！就是这么回事。”周亚平说，“这就是官场哲学。当然，哪怕是这么几个无关痛痒的签字，也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除非有很硬的关系或劳资局里有真心想帮助我们的大好人。对了，龚书记，你在地方政府里工作过，市劳资局里有没有熟人？”
“县政府里倒是还有不少熟人，我找他们要这样的签字是没有问题的。”龚书记回复，“但市政府里确实想不起还有什么熟人，再则，我到企业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人一走，茶就凉，恐怕也无济于事。”
“县政府签批没有用，必须是市政府。”周亚平喃喃地说。
龚书记最后作会议小结：“这件事一时半会还不可能解决，大家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法，在一个合适的节点，才能去找市劳资局。决不能贸然去找，否则把事情搞砸了更难办。”
时光荏苒，从北京回来又是两个多月，这天上午，周亚平正在办公室处理杂务，敲门声遽然响起。
周亚平抬起头 ：“请进！”
进门的是一个有点面熟的女子，但周亚平记不起她的姓名。来人注视着周亚平，说：“您就是周厂长吧。”
“是的，请问您是……”
“我是任秋水的太太，还记得吧，秋水的追悼会上我见过您。”
“哦，难怪有点面熟，任太，请坐！”周亚平倒了杯开水递给她，“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秋水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惜英年早逝，任太太节哀顺变。”
“一开始真的是无法‘顺变’，这道坎怎么也过不去，一想起他抛下我们孤儿寡母狠心走了，我就哭个不停。日子长了，也就好一些了。谢谢厂长的关心。”任太话锋转入正题，“我这次来找厂领导，主要是为我小孩顶职一事。”
按照当时的政策，国营企业职工去世后，可以由一名成年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任秋水是厂工会的一名干事，是以工代干，即以工人身份代替干部工作，一个多月前因病去世。
周亚平记得，这件事办公会上议过，由于小任今年还未满18 周岁，因此不能顶职，按照规定，顶替指标只在当年有效。那个年代，招工指标多么不易，许多人都惋惜，任家浪费了一个顶职指标。
“这件事我知道，按规定成年小孩是可以当年顶职的，但可惜小任今年未满18周岁。”
“如果我小孩到了18岁，我们就直接去办手续了，还来麻烦厂长干什么？”任太说话一点也不拐弯抹角。
周亚平仍然耐心地说服：“任太，这是政策明文规定的。小任不到18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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