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他也写了规则怪谈，戴安娜规则怪谈里的元素，他都利用上了。
一个封闭的地点，几条互相矛盾的规则，以及规则会被污染，需要推理出正确的规则，逃离诡异的追杀。
但以编辑的角度来看，用得不算上乘，还很生疏，他所营造出的恐怖氛围也远远不及戴安娜小姐。
戴安娜小姐前两个规则怪谈还略微有些悬浮，但写到最后的《七封信》和《捉迷藏》，可以说将恐怖融于细微之处，一字一句都让人不寒而栗。
贝恩斯的优势在于融合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塑造一对出众的情侣主角。
前者很受文学界的认同，后者更符合伦敦人民的阅读需要。
男权社会上的主流风气肯定不是厌男，文学作品中出现一位出众的男性角色，读者们是很容易爱上的，要是出现两个，能一起爱上。
这个想法只出现了一秒就被他晃出脑袋，自亨利八世开始，同性恋就是重罪，上帝饶恕，他怎么能这么想？
总之，读者们对于葛瑞斯和西蒙的冒险恋爱喜闻乐见，再加上《每日新闻报》谎言重复千遍成为真理的舆论优势。
当顿不得不提醒戴安娜，任其发展会产生相当棘手的问题。
他也带来了解决方案。
很简单，她给海伦安排一个男主角就好，依他的经验，女作家笔下的男主角通常比男作家笔下的男主角受欢迎。
当然，戴安娜小姐有这个年纪常见的清高固执，难以说服，这也没什么，他将情况说得严重一点就行。
她住在赫特福德郡的乡下，哪里能精准掌握伦敦的动向？
但他没想到，她拿出了这样的惊喜。
东方怪谈。
迎着当顿殷切的目光，戴安娜轻描淡写道：“我在镇上的图书馆看了许多书，包括传教士写的。”
卢卡斯爵士不解：“传教士的书？这太惊人了，我记得你对教会不感兴趣。”
“这没办法，谁叫只有他们去过广州呢？”
当顿微笑道：“没错，要说谁最了解那个东方国度，也只有传教士了，我和安娜也很爱看他们的游记和回忆录。”
戴安娜来了谈兴：“你怎么看他们？”
“他们的辫子很有魅力，我见过很多出海官员也留了，要不是我是卷发，也想留一条。”
戴安娜：“……”
卢卡斯爵士为表自己的审美能力与上等人一致，忙跟着说：“我也是我也是。”
戴安娜：“还有别的吗？”
当顿想了想，回答：“她们的衣服很丑，抱歉，我说得太不客气了，我实在难以从长衫上找到任何美感。”
这倒是真的，清朝的服饰一言难尽。
戴安娜说：“传教士接触的大多是贫苦人，和需要加入殡葬俱乐部的伦敦人一样，哪里有钱置办好衣服。”
当顿深表认同，又谈起多个传教士描述过的问题，溺女婴和缠足，批判他们道德败坏、轻女重男。
卢卡斯爵士听得入迷，也不端着什么都懂的架子了，问：“他们竟然这么迫害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孩子、妹妹的人，为什么？”
当顿沉吟道：“我不太了解，只说一说米怜先生书中的观点吧，他们认为女性如果不缠足就不漂亮，就找不到丈夫，而米怜先生则认为杀害女婴源于道教的阴阳观念，将所有男性的事物抬得过高，过于贬低象征女性的事物。”
当顿说得很详细，为供稿人提供写作素材是编辑的责任之一。
卢卡斯爵士久久不能回神：“这太残酷了。”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生活在远离纷争的乡下，从没接触过如此堕落的事。
“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她们。”他断言。
戴安娜扯了扯嘴角。
你们那个上帝连英国都救不了，还想救别的国家？先管好自己。
她再次对当顿提问：“这些事全是东方负面形象的代表，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写这些会更进一步。”
她知道能翻盘，但不理解当顿为什么自信能大火。
“戴安娜小姐，你要明确一件事，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看传教士的书，再说底层的生活不能完全代表那个国家，在大多数人心里，它仍然是千年来可以匹敌罗马帝国的国家。”他说这些话的口气隐隐透着敬意。
戴安娜眼神微妙。
他们竟然是这么想的。
她还以为自上世纪末马嘎尔尼拜见乾隆，欧洲对东方的滤镜就碎掉了。
毕竟使团回忆录里充斥着对清朝官员的不满，“看似讲究礼节，实则粗鲁，假谦逊而真顽固”，阿美士德使团更是认为不能跟傲慢自大的清朝人沟通，没见到嘉庆就回国了。
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对清朝持有相对正面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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