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正式存档的原稿里，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乔昶的落款。
乔知遥心口一紧，猛然意识到：并非那页副录中“乔昶”二字写得可疑，而是那一页本就不该署乔昶。
乔知遥将上午誊写的那张副录抽出，与原件并排铺在案上。
肉眼所见，差异极明显：副录纸张明显偏白且纤维细密，原稿则微黄而粗。墨色上，副录色发青淡浮，原稿却浓黑深沉。书写风格更是迥异：原件落款另起一行，字锋沉稳；副录落款却紧接正文，仿若连笔草草而下。笔迹、纸色、格式，无一处相合。
可最引她注意的，还是文意。
原稿中写明“秋后银两调拨未足”，语止于“待补”，未见任何批复意见。而那张副录，却硬生生添了一句“银账已拨，兵部复核可行”，字句平顺，笔意却与全文脱节。
乔知遥几乎可以还原出整段操作：原稿由林庆之起草，停在“银未足”的结论；原件封存后，有人另起一页，改写成“银已拨”，并强行署上乔昶之名；这页被插入副录，和其余正文一起流转，最终成为“乔昶批准西防银”的“证据”。
这不是补漏，而是改意。
乔知遥心头倏然清明——
这张副录，表面上是乔昶批下“银账已拨”，实际上却是他人借乔之名，将尚未完成的拨银任务伪装为“既成事实”。若此卷不查，“乔昶”二字就会成为拨银责任链上的末节钉子，将三年后的所有后果：西防银短、粮兵哗，尽数归于他一人之身。
乔知遥手握毛笔，指尖微紧，压着心中翻涌的情绪，缓缓在副录边页落下一句：
“落款‘乔昶’与原稿不符，纸纹、墨色、格式皆异；文意上下不接，疑为后补代书，存刻意移改之嫌。”
字落之时，笔尾微颤。
乔知遥知道，这不是对字的修正，而是对意图的揭示——这不再是“校对”，而是正式质疑一页公文的合法性；质疑的不只是字迹，还是一场系统性的假批与肆意转义。
这是她第一次，清楚地写下：
乔昶被人陷害利用过。
这一页，不是为补全，而是为转意；不是笔误，而是蓄意。她所质疑的，不只是这张纸的真假，而是那串从银账到落款、从字句到罪责的整条链路。
乔知遥望着纸上的“乔昶”二字，静静在心中思索——
“这一页，是借父亲之名，下他人之意。若不揭开，‘银已拨’就会永远写成真相，而‘银未足’也永远无人再问。”
笔锋已收，但局势自此不同：
乔知遥第一次用自己的评注，让乔昶之名与“疑伪”并列；也第一次，在诰录体系里把“假公文”四个字写进了官方副页。
那么下一步，又会是谁来回应这行字？
但无论是谁，乔知遥都知道，自己已经再也无法回到只做抄写之人的位置。
她已不再是默默记下的人，而是那个，主动将刀口推回案页的人。
夜色合宫钟后，诰录署当日调阅的卷宗已悉数封归。
乔知遥将那份副页与注字如常交给卷吏，原想着不过例行归档。可那人接过后，却并未依流程放入日常归封册，而是从案后取出一只黑纹信袋，将整份卷宗严丝密缝地封入其中。
那信袋，是只有“亲署送呈”级别的文字才会用到的格式——不是送主官参阅，而是“主官点名要看”。
乔知遥正欲启口，却听那卷吏低声道：“此卷由梁大人点名索要。今夜即送。”
那一瞬，廊外似乎风声骤停，四下皆静。她站在那片灯影下，眸光微敛，未出一语。
点名说明什么？
说明这页“乔昶伪署”一事，已非无声疑点，而是真正进入了诰录权力之眼。而她所落下的那一行“或为代书，存刻意移改之嫌”，也不再是私人记录，而是可能被采信、被问责、甚至被追查的文字判断。
这是乔知遥第一次，感受到“字”可以通向上审。
乔知遥目送那卷被收入信袋，封口封得极紧，像是将整个疑问都打入黑夜深处。信袋的封蜡呈墨红色，乃诰录署特用的密级封印，一旦送达主官案前，任何属吏不得私拆。
她从前也偶见此物，但那时是旁人之卷。
而今，那信袋里，装着的是她落下评注的案文。
乔知遥不是不明白这代表什么。
那句评注落笔之初，只是基于纸墨之实、卷轨之疑而作；可一旦此卷被主官认定为“需追查之卷”，那么这句评注所指出的“乔昶代署”，将不仅是书写上的问题，而是历史记录上的颠覆。
乔知遥缓缓收回视线，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场局的中心。
这不是她主动揭案，更不是她请命而查。她不过是翻了前人写过的话，落了几句注。可就是这几句，穿透了日常，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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