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周亚平完全靠大脑的记忆和思索，花了二十多天时间，日夜不停地工作，把企业必须的各种规章制度编写出来，共计9大块30多项，囊括了工厂的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考勤管理，安全管理等各个方面。为了便于员工了解和遵照执行，周亚平把这些规章制度深入浅出地浓缩成一本员工手册。另外，还设计了企业必要的各种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
按照邓老板的要求，职员必须把每天的工作内容写成书面材料，向董事长（邓老板）报告，由于邓老板的总部在香港，故大陆工厂的职员报告，一般采用FAX（传真）的方式，发送到香港。
由此，每天晚上，周亚平增加了一项工作内容，即把每天编写的制度或原始记录、报表等的手抄件用传真方式发往香港公司。
一段时间以后，这件事竟然引起了在香港公司办公的邓太太的关注，有一天，邓太专门找邓老板聊起了这件事。
“老邓，那位什么通信集□□来的周亚平，我看还真是不错，每天勤奋地编写企业的各种制度，拟定各种报表、原始记录，还蛮有水平的。这个人对公司很忠诚 ，我看可以用。”邓太对邓老板说。
邓老板若有所思，说：“嗯！我知道，但人家是国营企业派来的人，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还要再看看。如果真是一条心，那确实是顶用的干部，你知道吗，他在国企当了多年的厂长——其实就是总经理，又在管理干部学院进修了两年，在企业管理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邓老板所谓的“再看看”，并不单纯是他本人的观察和分析。他把台湾办企业的那一套照搬到大陆，“登高”厂里，他安排了许多类似于“董事长助理”甚至“助理”的“助理”一类人，这些人的基本工作是监视企业的员工及各项运作，特别是高管的言行。每天，这些人用FAX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各种他们认为有用的信息传送到香港。因此，包括周亚平在内的所有管理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在邓老板的掌控当中。
工厂中的副总经理、厂长和三位协理，共计5个高管，刚开始时，由于互不了解，相互之间都有些戒备和顾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考验，了解到彼此都是干事之人，没有屑小之心。因此，尽管那些“助理”受人指使，故意制造几个高管之间的嫌隙和矛盾，却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和彼此信任。
他们有时凑到一起时，往往共同抱怨的就是工厂这种不正常的“告密”制度。
“他妈的！真没法活了。说得不好听，哪怕我在厂里放个屁，香港那边马上就知道了。”主管后勤采购的申协理大发牢骚。
生产主管田协理也愤愤不平地说：“什么玩意？那些‘助理’，每天啥事不干，就会打小报告。昨天我闹肚子，上了8次厕所，这件事居然也被邓老板知道了，他小舅子还嘲笑我躲到厕所去偷懒。”
“我这件事更离谱，”技术主管赖协理也有苦衷，“生产线电话机测试仪表不够用，如果买新的，价格贵得吓人。我为了给公司省钱，找了个老朋友，通过他介绍从一个倒闭的工厂里买了3台，都有八、九成新，总价钱还不到一台新仪表的钱。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哎，也有人告状，说我通过朋友交易，‘形迹可疑’，请老板派人详细调查，有无交易内幕。你们看，荒唐不荒唐？”
副总经理邱宇灿是个稳重的老好人，他小心翼翼地说：“哎，可能邓老板也没办法，毕竟到大陆办厂，谁也不认识，总担心别人搞他的鬼。”
“哼！不相信我们，怎么就相信那些小人？”田协理说。
被打小报告最多的申协理不满意邱宇灿的解释：“邱总，对大陆人有些不放心，这点我们也能理解，但为什么老是让那些人散布一些谣言，企图造成我们几个高管之间的不和，甚至让我们互斗呢？”
周亚平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单纯来打工的，因此一般不会介入这些纷争，但此时还是忍不住发言了：“这件事，邓董可能并不了解详情。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形成人人自危，互不信任，这对于企业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应该找机会向邓董陈述，使他真正了解内情。”
“对！”赖协理立即赞同，“周厂长说得对，我们应该一起找邓董认真谈一次，分析利弊，表露我们的真心。我相信邓老板应该会相信我们。”
几个人都表示赞同。邱副总口头上虽然并未表示反对，但他心里并不赞同这一方法，依他对邓老板的了解，这种企业高管集体找董事长谈话的做法，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会激起老板的反感。邓董本来就担心高管之间关系过于密切，如果集体去找老板申诉，正印证了他的怀疑。
邱之所以不说出来，是担心其他几位不理解，反而误认为他是那些助理的帮凶。
找到一个机会，周亚平与三位协理一同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赖协理首先发言：“邓董，我们几个想向您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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